林立衡大义灭亲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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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衡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本文摘自第97期《二十一世纪》，作者高华，原题为《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林彪之女林立衡，又名林豆豆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不久就发布了〈1971〉57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事件加以解释，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情。对此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经参与其事，其基本结论在1979年后仍旧维持了下来，若干论断确实有疑点。本文的看法是：历史研究强调客观公正，研究者对当年涉案人员亲属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鉴别;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一、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吗？

文革之初，毛选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废黜刘少奇同步进行的。刘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第一号人选，1970年12月18日，毛对斯诺(Edgar Snow)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从那以后，毛采取“剥笋政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刘封锁消息。1965年国庆节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对刘少奇已下定废黜的决心。1966年3至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后接到通知，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毛临时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历时二十三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与会的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都在发言中高调赞颂林彪。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7月8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挑明他发动文革的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刘下台已是时间问题。

邓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主要成员，毛多年来大力重用邓，1954年，邓先为中央秘书长，后为总书记，本意是制约刘少奇。毛没料到，到60年代初，邓和刘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邓又和刘一致，毛有了放弃邓的想法。

在排斥了刘、邓后，毛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量，将林彪推到了前台。毛发动文革，打掉中央一线，离不开军队做后盾。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林彪都站在毛一边，几十年来，林彪对毛的意图充分领会，又旗帜鲜明，敢于担当。林彪在军内有很高的威望，却身体不好，一方面，毛鼓励林彪振奋精神，保养身体，另一方面，由林彪代管军队，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采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文职官僚的策略。在高岗事件后，军队将领归顺党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随着60年代初以来毛对刘不满的加剧，毛重新启用军功阶层作为平衡刘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为毛保驾护航的发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干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军人政治家。林彪于1942年2月8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建国后，林彪除了50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越逾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于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钟伟将军，并发表文章，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际，他在1960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着”，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毛献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布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对于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在这之后的几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1964年5月，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于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但是，毛抛弃罗瑞卿不单是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罗瑞卿在1962年后和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一线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在毛看来，这些都是刘少奇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从1965年4月起，毛、林就开始削罗的权。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谈，很有可能就是对林进行“路线交底”，几天后，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临时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解决了罗的问题。在这之后，毛马上要林彪作出回报，命江青“请尊神”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拉林彪上船。

对于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林彪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了震慑中央一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林彪又一次面对全党作大报告。林彪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却未料到毛对他的讲话竟然还有一些保留，毛通过周恩来把给江青的信转给林彪看。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对林彪还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叫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戒。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后汉书》作者。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范晔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等职，由于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由于刘裕弟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失败，多方拉拢范晔，使其最终入伙。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于是，范晔于元嘉二十二年(466年)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

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二、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60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份宣传时，周站在了刘、邓的一边。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把)甚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言，赞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称赞：“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样工于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份宣传，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邓也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考量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60年代初，鉴于林彪对毛的过份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8月9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8月10日和13日关于“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从8月24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于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托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8月12日，《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萼都曾经救过毛的命，于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于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复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1969年2月29日，傅连暲还是被叶群、丘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甚么人马，而且有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于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起疑心：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打消疑虑：苏联人为甚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在1962年1月23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在1月29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14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勋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回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对杨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67年3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因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丘会作)，其他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与毛一起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缩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7月25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于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登上天安门。7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于小将”，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8月25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9月24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之后，毛又有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1968年3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间，属于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的给予。

1966至1968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于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

三、叶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50年代后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叶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众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员，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组教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林彪奉毛命去重庆期间，叶群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在受审查时间，曾“往洗脸盆里大小便”，从此紧紧抱住林彪这颗大树，在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安全渡过。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读书，悟性很高，在50年代，叶群陪伴丈夫一同韬晦十年，夫妇双修“宫廷学”，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叶群和江青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野心，有文化，叶群本来比江青有“人情味”，对下属和“林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层政治后，也变得和江青一样，作风专横，都是满嘴意识形态大话，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派头。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点是：江青不能当毛的家，只是毛的工具;叶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当林彪的家。叶群虽然经常受林彪的训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林彪有怨气，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紧紧捆绑在一起。林彪在赋闲的十年，已习惯于依赖叶群，也从多年的经历中相信了叶群判断能力的准确性。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实际她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一)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

(二)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导军中有关重要的人事事务，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

毛在文革初期对军队的领导机构做了精心的布局，1966年初，毛命令叶剑英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担任此职一直到1967年3月。此时发生全国夺权、军队“支左”及“二月逆流”，军委机构名存实亡，由各大军区各自为政，北京只有一个由杨成武的总参的班子负责备战工作。1967年夏，毛去南方，江青、林彪、叶群建议成立“军委看守小组”，8月7日经毛批准，确定吴法宪为组长，而叶群实际上是“军委看守小组”的灵魂人物。9月23日，毛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看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由杨任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负责，叶群等为成员，叶群几乎不参加办事组的会议，但在其中仍起关键作用。毛了解叶群在军委办事组的角色，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揽权没加以制止，是把叶群当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叶群只是军队的一个上校，因为是林彪的妻子，就可以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见现象。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于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于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干夫人担任丈夫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制度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全靠首长掌握。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王光美一度跃入政治前台是一特例且造成严重后果)，有刘、邓、彭真以党纪加以控制，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在1967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个别现象。毛为甚么不加干预?

可能的原因是：毛让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评下属让夫人做办公室主任，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只能让叶群代林彪参加会议，而叶群善于察言观色，很会说话，使毛对叶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称许为“八级泥瓦匠”。而且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其性质都是首长的附属物，好坏都拿丈夫是问，或鸡犬升天，或一起下油锅。

四、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丘进入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4月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以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1969年10月，林彪将其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下大错。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其实这次完全是毛猜疑心作祟。有资料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幅送给叶群。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资料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1959年后的“一国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干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务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于“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采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1966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挡箭牌，但到了1969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于1970年12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丘“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让人民知道，毛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真正低下他高贵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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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于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资料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于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于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于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Josip Broz Tito)、霍查(Enver Hoxha)、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尝，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家完蛋”。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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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Posted: 01-05 16:47 #1樓引用 | 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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